吃，大概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当然也是小说创作中非常常见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描写达官贵人，还是描写贩夫走卒，一旦涉及对他们生活的刻画，“吃”的话题肯定是绕不开的。不同的“吃”法，背后是不同的人生。

正因如此，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擅长写“吃”。一饮一食之间，不仅可以反映人情世故、世间百态，还可以传递作者对人生的理解与对人事的针砭。

在本文作者、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汪曾祺便是一位很擅长写“吃”的作家。

在小说《八千太岁》中，汪曾祺安排了一位“美食家”与“恶食者”相遇，意在通过两人“美食观”的冲突，凸显一种更深层的观念碰撞。

透过“吃”，汪曾祺向我们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活法”当中，何者是一种“神圣的快乐”，而何者败坏了生活？

下文选摘自《小说说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美食家”遇见“恶食者”

——汪曾祺怎样写“吃”

文| 郜元宝

1．“人就是他所吃的什么”

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什么”。中国古人早就说“民以食为天”。谚云：“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人之为人，与他的食物、获取食物的渠道、享用食物的方式，关系匪浅。

小说既以写“人”为主，当然就会屡屡涉笔人的饮食。《史记·项羽本纪》写楚汉相争之际成败关键的“鸿门宴”，写到项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又赐“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樊哙勇食“生彘肩”，是因为当时军中流行生吃猪肉，还是项羽命手下“赐之彘肩”，而项羽的手下故意刁难樊哙，从厨房里拿来一块生猪腿肉？似乎各种可能性都有。这段文字虽为史传，实富于小说家的意趣。

《三国演义》“望梅止渴”“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脍炙人口。《水浒传》梁山泊好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口吃肉”，还有那骇人的“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也家喻户晓。日常饮食的描写，俯拾皆是。

《西游记》写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何等风趣。

到了《金瓶梅》和《红楼梦》，无论写娼门、酒肆还是富豪之家、公侯之门的各种宴席，已经令人应接不暇。《儒林外史》寓褒贬于一饮一食之间，更是讽刺家的高明。古代白话小说描写人物饮食的这一系传统，值得后人认真总结。

“五四”以后白话小说，志在启蒙，“为人生，也要改造这人生”，故多注目于重大社会问题，但也并未忘记饮食一事。

鲁迅笔下游民阿Q、蓝皮阿五和落魄文人孔乙己的饮酒，比起新派知识分子吕纬甫、魏连殳饮酒，风味迥异，各有特点。

《风波》写赵七爷晚饭时，不怀好意地来到航船七斤家，“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突然发问：“好香的干菜，——听到消息了么？”（他是问辛亥革命时被剪掉辫子的七斤是否听到“皇帝坐了龙庭”又要大家留辫子的消息），真是妙到巅毫，令人过目难忘。

《药》的“人血馒头”早已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象征。《祝福》里做给“祖宗”吃的祭品，阿毛帮祥林嫂剥的毛豆，祥林嫂被夫家绑架时遗落在河边的淘米箩子，《伤逝》中为涓生所苦恼的“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尤其是子君离开时留给涓生的“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这些她平常做饭的食材，任何人看了，都会凄然有感。而《社戏》中一群孩子夜晚在航船上煮“罗汉豆”吃，则是鲁迅小说罕见的一抹亮色。

不仅《呐喊》《彷徨》有许多写“吃”的段落，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也经常写到“吃”。

第一篇《补天》就写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崩地裂之际，道士们将所吃的丹砂“吐得很狼藉”。

《奔月》写嫦娥不满丈夫后羿“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就偷食仙丹，独自飞升到月亮上去了。

《理水》写“奇肱国”的飞车给“文化山”送来食物，“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水利局”考察水灾的官员们则欣然享受灾民们献上的用水苔制作的“滑溜翡翠汤”，用榆树叶制作的“一品当朝羹”。

《采薇》写伯夷叔齐兄弟从西伯“养老堂”的烙饼一天天小下去，推断武王即将发兵攻打商纣王。最后的“采薇”“吃鹿肉”也有浓墨重彩的描写。

《出关》写孔子送给老子一只雁鹅，制成“腊鹅”，老子咬不动，只能叫学生吃了。在函谷关，听众们一边“吃饽饽”，一边听老子讲《道德经》。老子出关后，关令尹把老子的讲稿“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

鲁迅小说一向以思想深刻著称，却也有如此丰富的饮食细节的描写。

现代作家写“吃”，另一个高手是钱钟书。《围城》写方鸿渐陪不同时期的女友吃馆子，写赵辛楣、苏文纨以及后来三闾大学多位同事组织的各种宴会，写去三闾大学的路上，银根吃紧，自私的李梅亭偷偷地“买了山薯对着墙壁吃”，写他们一行在金华的“欧亚大旅社”见识到各种不卫生的饮食，还有鹰潭一家小旅店的老板硬说“乌黑油腻”的“风肉”上的蛆为“肉芽”。这些描写，各有千秋，都是“围城”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时期”以后的小说家们写吃，似乎后来居上。

陆文夫《美食家》，标题赫然打出吃的招牌。虽然汪曾祺说这一篇主要不是写吃，而是写“馋”，但“馋”不也是一种吃的境界吗？

阿城《棋王》写棋呆子王一生吃饭，“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又写知青们吃蛇肉的样子，以及把罕见的麦乳精冲成大碗汤水，“喝得满屋喉咙响”。这些早被评论家包括作家们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了。

王蒙《活动变人形》写“一顿饭就能改变世界观”的倪吾诚，充满无比辛辣的调侃。《在伊犁》写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喝茶”与“吃馕”的辩证关系，多么机智而幽默；写房东老大爷自酿葡萄酒，简直就是一首优美的农事抒情诗。近年“复出”的王蒙写于197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有许多精彩的吃喝描写。

张炜《古船》写地方一霸赵丙，为笼络上面派来核查洼狸镇粉丝大厂账目的官员，特地请张王氏操办一桌奇异的宴席。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许多读者惊叹，年轻的作家张炜从哪里知道那么多罕见的食材与烹饪方法！赵丙平日在饮食上的讲究，规模不比张王氏那一桌奢豪的酒宴，但精神上相通：都包含着洼狸镇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赵丙这个其实是在家修行的“火居道士”从民间道教传统汲取的养生秘诀。赵多多“困难时期”寻找一般群众不敢下口的各种“恶食”，也令人触目惊心。

《废都》写“西京”文化界“名流”的大小宴会，显然从《金瓶梅》《红楼梦》获得灵感，只是规模气势相去甚远。“文学陕军”其他两位也善于写吃。路遥《平凡的世界》开头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描写孙少平初入县立高中时，整天为了只能吃最便宜的“丙菜”而痛苦煎熬的情景，就先声夺人。《平凡的世界》第一章基本上是作者的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相同场景的重现。陈忠实《白鹿原》写黑娃看不惯“吝皮”的财东“舔碗”的习惯，竟愤而离去，也是不可多见的精彩一笔。至于冷先生的女儿、鹿兆鹏挂名的妻子服侍公公鹿子霖吃饭，偷偷地放一小把杂草在碗底，这跟鹿家祖先“勺勺客”的发家史一样，都是在一饮一食之间，写尽了人性的黑暗与人生的无奈。

路遥以极度悲怆之情描写匮乏年代普通人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十九章，则用了一大半篇幅，写许三观用嘴巴给全家每人炒了一道各人想吃的菜。许三观假戏真做，一丝不苟，这就在路遥的悲怆之外，又多了一层黑色幽默的况味。

古今作家写“吃”，各有千秋，不绝如缕。这里以短篇小说《八千岁》为例，集中谈谈汪曾祺怎样写“吃”。

2．金冬心与“反季食品”

汪曾祺散文和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经得起一读再读。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无可争辩，而且与日俱增。

汪老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人称“美食家”。因为他爱吃，夸口“什么都吃”。他主张“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他自豪地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称世界之冠”。

不仅爱吃，他还能下厨房，做一些“寒宅待客的保留节目”。汪曾祺一生简朴，住处狭窄，根本没个像样的厨房，他只是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苦中作乐，把做菜当写作的一种调剂。他还说，做菜之前，从打算吃什么，到逛菜场实际选料，也是一种“构思”。

所以汪曾祺也很爱谈吃。他的散文尤其爱谈中国各地的食物和自己发明的“美食”。往往谈得兴会淋漓，令人口舌生津。

但汪曾祺反对别人称他为“美食家”。对“美食家”这顶帽子，他始终拒不接受。

其实是否美食家并不重要。究竟何为美食家，也并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汪曾祺爱吃，爱谈吃，爱做菜，只是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一种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谈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

所以汪曾祺绝非饕餮之徒，绝不刻意讲究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过分讲究的“美食”他嗤之以鼻。他曾公开撰文反对“工艺美食”，就是把食物弄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花样。他认为那简直是胡闹。

汪曾祺有篇小说叫《金冬心》，写扬州八怪之首金农，被财大气粗的盐商请去，陪达官贵人吃饭。他们吃的东西名贵而稀罕，叫作“时非其时，地非其地”，就是一桌菜，没一样是当地出产，也没一样是当时所有。今天大家都害怕大棚养殖的“反季食品”，而当时却特别名贵。汪曾祺写拍马屁的盐商和无聊文人，跟在达官贵人后面，装模作样赞叹那一桌美食，其实就是批判那种附庸风雅、夸奢斗富的吃法。

汪曾祺并不完全否定名贵的菜肴，但他强调这绝非平常人所能享受，而且许多名贵菜肴也确实超出了正常人的生理需要，除非特殊场合特殊需要，基本属于炫富和浪费。

汪曾祺所谓“美食”，只是在粗茶淡饭中享受生活，感恩生活。如果这也是“美食家”，那它肯定要遭遇对立面，即“恶食者”。

“恶食者”不是汪曾祺的原话，而是我的一个概括。我发现汪曾祺散文多谈“美食”，小说却常常写到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饕餮之徒，他们用不义之财追求过度消费，自以为是美食家，瞧不起普通人的粗茶淡饭，其实这些人哪里是什么美食家，顶多只能算是“恶食者”。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就生动描写了这两种“美食”观念的尖锐对立，也就是“美食家”和“恶食者”的狭路相逢。

3．八千岁的菜谱、饭陪、草炉饼

小说《八千岁》的主角就叫八千岁，他靠着一股子心劲，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居然成为家资饶富的米店老板。发家之后，他“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依然保持勤俭持家的本色。但八千岁的勤俭有点过分，“无论冬夏，总是一身老蓝布”，对任何超出基本需要的“美食”都不感兴趣。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和富贵之家所夸耀的“美食”，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总是说，“这有什么吃头！”

八千岁平常都吃些什么呢？小说这样交代：

八千岁的菜谱非常简单。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

有卖稻的客人时，单加一个荤菜，也还有一壶酒。客人照例要举杯让一让，八千岁总是举起碗来说：“我饭陪，饭陪！”

这地方有“吃晚茶”的习惯——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一人两个。

小说有一大段文字写“草炉烧饼”，总之极其粗糙、简单而便宜。汪曾祺写得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惊动大洋彼岸深居简出的张爱玲，专门因此写了篇《草炉饼》。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八千岁这样吃，人以为苦，他反以为乐。“头糙红米饭”“青菜豆腐”和“草炉饼”，就是他的“美食”，如果八千岁也知道有“美食”这个说法的话。

看八千岁吃饭，令人想起汪曾祺唯一的中篇小说《大淖记事》，那些“靠肩膀吃饭”的挑夫们也是这么吃饭的：

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饭了。

这些挑夫“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八千岁却是米店老板，但挑夫们的小菜竟然胜过八千岁。八千岁只有“青菜豆腐”，挑夫们吃饭，还“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呢。

这当然只是细微区别，本质上八千岁和挑夫们属于一类，就是热爱生活，拼命工作，无所抱怨，心存感谢，粗茶淡饭，甘之如饴。汪曾祺就是欣赏、推崇普通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他的小说特别接地气，特别令人感到温暖而踏实。

4．“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

小说写到一半，突然蹦出个“八舅太爷”，几乎动摇了八千岁的生活原则与饮食习惯。

“八舅太爷”青红帮出身，趁着抗战，混入军界，带着他的“独立混成旅”，在里下河几个县轮流转。名为保境安民，实乃鱼肉乡里，大发国难财。看过沪剧《芦荡火种》或者汪曾祺由沪剧改编的京剧《沙家浜》的读者，不妨将这位“八舅太爷”想象成土匪头子“胡传奎”。他们是一类人。

“八舅太爷”在八千岁家乡驻扎了一阵子，突然奉调“开拔”去外地。临行前他以“资敌”的罪名绑架了八千岁，勒索八百大洋，才肯放人。

“八舅太爷”花六百块钱给一个流落江湖的风尘女子买了件高级斗篷，剩余二百，就办了“满汉全席”，“吃它一整天，上午十点钟开席，一直吃到半夜！”

当地人没见过“满汉全席”，“八千岁”刚放出来，忍不住也跑去看，“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这事过后，八千岁的饮食有了微妙变化：

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八千岁竟然不吃草炉饼，改吃三鲜面，这是受了“八舅太爷”刺激，自暴自弃，开始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呢？还是因为刺激而想开了，从此不再苦待自己，也适当讲究一点吃喝？又或者只是一时的赌气，过后还要继续吃“草炉饼”？小说没有交代，但总之被“八舅太爷”这一闹，八千岁确实伤透了心。

在八千岁看来，吃饭就是吃饭，讲究那么多干嘛！“美食”只是“八舅太爷”之流弄出来的花样。他们的“美食”，在八千岁看来就是“恶食”，而“八舅太爷”或他人眼里的“恶食”，才是八千岁的“美食”。

八千岁和“八舅太爷”的美食观势不两立。实际上正是八千岁远近闻名的节俭之风激怒了本来毫不相干的“八舅太爷”。“八舅太爷”这种人就是要巧取豪夺，就是要铺张浪费，就是要矜夸炫耀，就是要穷奢极欲，而八千岁引以自豪且为人称道的作风处处与之相反，这岂不是要跟他唱对台戏吗？这岂不就等于给他“八舅太爷”打脸吗？

这个道理，小说写得很清楚：

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是有精神上和物质上两方面理由的。精神上，他说：“我平生最恨俭省的人，这种人都该杀！”

无权无势的八千岁只是本分地享受他自己的“美食”，但手握重兵、为所欲为的“八舅太爷”就不同了，他不仅享受自己的“美食”，还要推己及人，至少方圆数百里受他“保护”的乡民都必须认同、称赞、羡慕他的“美食”。他岂能容忍在势力范围之内，还存在另一种迥然不同却受人尊敬的“美食”？

所以“八舅太爷”一定要绑架、勒索八千岁，一定要碾压乃至摧毁八千岁“这种人”的美食。“八舅太爷”的美食是“满汉全席”，八千岁的“美食”是“头糙红米饭”“青菜豆腐”“草炉饼”，二者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却迟早要发生冲突，因为性质太不相同，所谓冰炭难容，不共戴天。

5．“神圣的快乐”

汪曾祺小说，跟他所激赏的当代另一位优秀作家阿城的短篇《棋王》一样，都注意描写“吃”这个“人生第一需要”。他们笔下的“八千岁”，挑夫，棋王“王一生”的“吃”，既满足生理需求，更显出“一种神圣的快乐”。要说“美食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美食家”。

作为对照，汪曾祺也经常写到“恶食者”，就是那些张牙舞爪的饕餮之徒，他们用不义之财追求过度享受，暴殄天物，也败坏了生活。读汪曾祺小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有“八千岁”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美食家”，但他们从不张扬，他们的“美食”也平淡无奇，甚至相当粗糙，跟他们相比，那些所谓的“美食家”，顶多只是“八舅太爷”之流的“恶食者”？

一饮一食之间，蕴含着生活的真理。汪曾祺就是善于在一饮一食之间观察中国人，赞赏那可赞赏的，批判那应该批判的，善善恶恶，激浊扬清，给人以深刻的启迪。